本文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联合撰写。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已历经数次新发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包括20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人感染H5N1高致病性禽流感、2009年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2012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MERS）、2013年人感染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和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在历次疫情中，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PCCM)均参与领导抗击疫情的工作，在防控、救治、科研攻关等各个方面均作出了极大贡献。
在本文开始前，我们想请大家知道，呼吸系统传染病除了遵循传染病的共同规律外，有其自身特点，而这些“特质”导致了呼吸系统传染病的防控难度大大增加。
一是大部分呼吸系统传染病存在飞沫、空气等传播方式。由于飞沫传播和空气传播的疾病，其致病原常通过咳嗽、喷嚏等形式排出传染源体外，因此在标准防护基础上须采取佩戴口罩、甚至负压病房等措施。此外，人群的流动性和聚集程度和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密切相关。
二是呼吸系统传染病的症状特别是首发症状除了发热外，以咳嗽、咳痰等呼吸道症状为主，严重者可有呼吸困难。这就决定了呼吸系统传染病的患者首诊更多是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PCCM），因此PCCM专科医师在疾病的早诊断、早预警、早防控方面至关重要，纵观结核病的防治历史更是显而易见。
三是呼吸系统传染病具有独特的病理生理机制，反映在病情监测和治疗方面表现为氧合情况和呼吸支持特别重要。例如，早期发现缺氧并给与合适氧疗可改善患者预后、感染所致的肺内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处理相比肺外ARDS更为复杂和困难等。因此，在呼吸系统传染病的救治中，PCCM具有更强的专业优势。
从SARS到COVID-19 呼吸人贡献智慧与力量 2003年初的SARS在中国累计诊断7082例（其中香港1755例）、死亡648例（其中香港300例）。2003年的疫情披着“非典型肺炎”的外衣而来，起初造成医务人员感染率显著高于其他人群，但是，我国以呼吸专科医师为主力和代表的医务人员奋不顾身投入抗击非典的战斗中，以专业知识和忘我精神挽救生命、缓解民众恐慌，最终取得了抗击非典战役的全面胜利。2013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编辑出版了《SARS十年回响——中国呼吸界的情感与思考》一书，序言中钟南山院士写道“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时至今日，仍有很大的现实指导价值和意义。2003年之后，国家从政策到经费层面均针对呼吸道病毒性传染病的防控给与了大力支持，在整体防控体系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随着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覆盖面的扩大，临床医生对病毒性肺炎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重视程度也有所提高。《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2016年版）》对“病毒性肺炎”的诊治进行了专门论述。2013年，人感染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时的第一例即由PCCM专科医师诊断。随着PCCM规范化培训的展开，学科对呼吸重症的建设力度有所加强，呼吸专科医生对重症肺炎的救治能力有了提高，历次疫情中危重症病例的抢救工作中都能看到PCCM专科医师的身影。同时，国内病毒性肺炎的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频频在国际顶刊上在回答这一领域的关键临床科学问题，并在国际交流和合作中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2019年岁末，COVID-19在江城爆发。截至2020年3月14日，全国累计确诊81021例，海外确诊64328例。202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官微发文《也是院士，也是战士》点赞了8位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院士，其中PCCM的院士占到1/4，分别为排在第一和第三位的钟南山院士和王辰院士。本次疫情自钟南山院士一句“肯定可以人传人”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各项强力管控措施随之密集出台，全国各地纷纷启动一级响应。王辰院士在关键时刻提出的关键之举“方舱医院”使得重点区域实现了“人等床”到“床等人”，既解决了感染患者的治疗问题，又直接有效切断传染源的传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在瞿介明主任委员和王辰会长的领导下，积极完成学协会交办的国家级专家推荐、参与诊治方案及共识文件的编写等各项任务，并通过疫情热点问题系列讲座、编写新冠肺炎防控专著等工作在科学防疫中起到了学术引领作用。与此同时，全国PCCM同道以各种方式战斗在抗疫的一线，包括担任从国家到医院的各级医疗组专家、湖北武汉本地及各地驰援医疗队的医疗救治工作、各地定点医院隔离病房和发热门诊工作、科研攻关等重任。2019年岁末，当疫情开始时，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同仁们在第一时间就开始投入这场无硝烟的“战争”中。因为，我们深知，自从我们选择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专业，就意味着必须直面危险。无论是SARS、H1N1、H5N1还是H7N9，历次呼吸道重大传染性疾病中都是呼吸人冲在最前面！疫情就是战情！2019年12月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开始出现且感染病例逐渐增加，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教授和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王辰院士就响应国家卫健委的号召紧急组建了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领域的专家团队随时做好应战。→ 1月18日，83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率队赶赴武汉进行实地调研，并于1月20日明确提出“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传人的证据”，为日趋蔓延的疫情防控敲响了警钟！→ 1月24日，全国多省和直辖市启动一级响应，全国决定集一切力量抗击疫情，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除夕之夜，第一批医疗队紧急从全国各地派出驰援武汉，年近古稀之年的周新教授主动请缨，率领上海市医疗队支援武汉金银潭医院的危重症病区。→ 2月1日，王辰院士带领专家组到达武汉，经过调研后发现当时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病毒的社会传播和扩散问题，当时家庭聚集发病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提出启用大空间、多床位的“方舱医院”——这是中国采取的重大公共卫生举措，正是由于方舱医院的启用，才真正从一床难求到现在基本实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应早尽早”的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瞿介明教授和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王辰院士倡导一线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把在抗疫前线最直接的诊治经验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来，就相关热点话题进行培训。同时，第一时间对发表的新冠的临床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这一系列临床研究都是立足于新冠肺炎精准救治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展开，为全国各专业医师提高对新冠肺炎的诊治水平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迄今全国近4万医务人员驰援武汉，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业的医护人员属于主力军！据不完全统计，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近6000千余人。其中，担任过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及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分会委员的知名教授就有160余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风华正茂的青年委员……面对疫情，他们从全国的四面八方而来、从五湖四海而来。最高峰时，在湖北地区以及全国各省市新冠肺炎收治的定点医院有上万例重症和危重症患者。驰援湖北的医生来自于不同专业，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在诊治新冠肺炎这一肺部疾病方面具有更加独特优势，超强的临床表现慧识技术、胸部影像学专业医生读片水平，去伪存真的鉴别诊断的逻辑思辨能力，从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同仁在各医疗组，勇担医疗组组长并且与兄弟学科同道一起团队协同作战。方舱医院的医务人员是由来自不同省份医疗队构成，各医疗队医生人员构成中，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约占一半。在医务人员排班上，每个班次都需保证有一名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生，可见我们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是方舱医院病人的救治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起核心战斗力作用。不管在定点医院还是在方舱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护人员每轮的班都全副武装。医护人员为了节约防护用品，在轮岗期间基本不吃不喝，当脱下防护服时，进入人们视线的是浸湿的衣裤和满布压痕的脸庞！根据新冠肺炎呼吸道传播为主的疾病特点，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与院感科、感染科一起参与了发热门急诊的布局改造，开辟留观病区，做好收治危重病人的应急预案；同时制定防护优化流程，保证物资供应充足，最大程度减少院内感染风险；第一时间组织全科医务人员学习最新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成为一支提高新冠肺炎早诊早治不可或缺和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我们奋战在新冠肺炎专家会诊的一线。我们每天都保证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值班，对全院（发热急诊、普通门急诊、住院）疑似患者做到第一时间甄别。我们同样是谦逊的、热忱的，对于非典型病例，主动寻求放射科、感染科组织多学科诊疗（MDT）。我们是自信的，甚至是“倔强”的。在遇到不典型病例时候，我们敢于坚持自己的判断，甚至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们敢于质疑启动病原体检测的判断从而减少漏诊。我们丰富的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临床经验，得天独厚的影像判读技能，融会贯通的临床诊断思辨能力，无不为发热门急诊筑起牢不可破的第一道防线。随着PCCM学科建设的推进，我们在全国开展专科医生的培养、学科规范化建设以及专科联合体工作。并且，重视呼吸与危重症学科的各个亚专业建设，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承担呼吸道重大感染性疾病诊断和危重症救治角度出发，建设与发挥为人民生命安全保驾护航的责任相适应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我们呼吁各级政府和医疗机构进一步推进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1. 进一步完善重大呼吸道传染病应急体系建设，提升和加强在综合医院中呼吸系统传染疾病的防治体系，着力建设呼吸道病毒传染性疾病早期诊断技术平台。
2. 进一步完善基层呼吸学科体系，加强学科的规范化建设。
3. 进一步加大呼吸危重症病房（RICU）建设力度，提升RICU危重症关键救治技术配置能级；加大PCCM专科医生培养力度，不断通过PCCM专培体系不断提高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师对于各种危重症综合性救治最新技术应用能力和水平。
文/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